十九世紀初的歐洲,是浪漫主義與樂觀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。人們追求主觀感受的極致表達,創作核心為抒發個人情感與內在精神。這是一個鼓勵每個獨特靈魂活出自我的時代。
隨著工業革命推動器樂技術革新,歐洲也正式進入鋼琴的黃金年代。鋼琴在機械構造、音域與音量表現皆大幅提升,鋼琴演奏不僅在私密的沙龍空間也走向音樂廳的舞台中央。這樣的變化也影響了作曲家們的創作思維,鋼琴從一個伴奏角色轉化成獨奏樂器。
浪漫樂派的作曲家們大量創作各式鋼琴作品,像是:夜曲、舞曲、幻想曲、超技曲與個性小品等。他們盡情抒發內心情感,音樂內容呈現多樣化,有時是內心世界的投射,也可能是抒情歌唱,或者展現演奏高超技巧。
在當時的上流社會中,特別是對女性來說,音樂被視為一種文化資本,能演奏鋼琴、理解藝術似乎是高雅女性必備技能。因此沙龍文化(Salonmusik)盛行,在這裡貴族、音樂家、藝術家們在這裡社交、交流美學等,音樂、詩歌、哲學等,與個人內在情感連結得更為緊密。
我們所熟悉的音樂家們,像是:蕭邦(F. Chopin, 1810- 1849 年)、李斯特(F. Liszt, 1811- 1886 年)、克拉拉・舒曼(Clara Schumann, 1819- 1896 年),佛瑞(G. Fauré, 1845- 1924 年)等,都是在沙龍中閃耀的星星,這些音樂家不只是演奏者,更是思想與情感的傳遞者。
蕭邦自幼即展現出敏銳的藝術感受力。據說他只要聽到母親彈琴便會感動落淚,六歲便主動要求學琴。七歲時,他便寫下了人生第一首波蘭舞曲。
他不僅在音樂上天賦,也對藝術與文學有極高興趣。他的繪畫能力出色,文字造詣也高,幼時寫的家書語言優美,且特別會描繪生活中微小事情,總是寫得栩栩如生。從他的練字簿可以看出對「線條」的敏銳感,反覆練習各種花體,這或許影響了他日後創作音樂旋律的走向。
蕭邦在20 歲時離開了故鄉波蘭,本來只是為了開展音樂事業的短期旅行,沒想到就再也沒回到故鄉,後來定居於巴黎。他的作品中充滿對故鄉與兒時回憶的思念,他的個性內向、敏感、喜歡用間接方式表達自我,也都在他的音樂語法裡。
蕭邦將他的創作重心都放在鋼琴上面。他的音樂語彙辨識度極高,極其個人化,卻具有強烈共鳴的情感深度,似乎沒有人能不被他的音樂吸引。他非常喜愛使用半音階與複雜的和聲結構,製造情緒的張力。受到義大利美聲唱法(Bel Canto)的影響,他喜愛讓鋼琴演奏出如歌者般唱歌的線條,彈性速度(Rubato)也是他很重要的素材,增強音樂的表現力。多聲部的織度,展現對對位與聲部的細膩安排。
在指法設計上,他大量運用4、5指,特別在高音裝飾音與圓滑音型中,展現出高難度的指尖控制力。蕭邦認為黑鍵多的調性才符合自然的手指設計,如 B 大調、升 F 大調等,因為較長的手指頭幾乎是自然放在黑鍵上面,這樣的手型更符合人體工學。
蕭邦的音樂不僅為演奏者提供了極大的詮釋空間,在技術層面上提供了豐富的教學價值。他是位很細心的老師,同一首樂曲,他會為不同的學生設計不同的指法,也重視正確指法的重要性。在他的作品中常有多連音,他希望學生要幫這些音群分配位置,而非隨性彈奏。他也注重細膩的演奏曾強調:「彈奏時,手指頭要陷進鋼琴裡,要準備好在音上面,優雅地進入下一個音。」無論是身為作曲家或者教師,蕭邦都堅持著極致的標準。
同樣屬於浪漫樂派時期,在音樂圈大放異彩,且兩人時常被拿來討論的音樂家:李斯特。兩人從同時間在巴黎的藝術圈深受大家關注,但演奏風格與個性完全不同。蕭邦內斂害羞,且不喜歡上台演出;李斯特外相張揚,享受鎂光燈的焦點,當時他還引起了一波「李斯特狂熱」(Lisztomania, 這個詞由德國大文豪海涅創造。)李斯特還寫了《蕭邦傳》,內容引用與蕭邦的信件與日常對話,非常讚揚欣賞蕭邦,認為蕭邦的音樂為「詩的語言」。
舒曼(R. Schumann, 1810- 1856 年)雖未與蕭邦深交,卻是最早對於他音樂有正面認可的評論者。他在1831 年《音樂廣訊報》(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)中的名言「請脫帽,先生們,這是位天才!」("Hut ab, ihr Herren, ein Genie!")廣為流傳。舒曼的《狂歡節》其中的第12 首,就命名為:蕭邦。節奏自由旋律流暢,彷彿是像蕭邦的夜曲致敬。
而提到蕭邦,我們無法忽略喬治桑(George Sand, 1804-1876 年)。喬治桑曾形容蕭邦:他是一位「天使般」的人物,溫柔善良,甚至到了令人擔憂的地步。他們兩人的關係非常親密,喬治桑對他無微不至的照顧,在她的陪伴下,蕭邦創作了許多經典作品。像是在馬約卡島時期完成了24 首前奏曲。在諾安莊園期間完成了《第三號鋼琴奏鳴曲》、《第四號敘事曲》等作品。桑筆下曾寫道:「他的音樂是來自靈魂最深處的低語,是一種無需言語的祈禱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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